摘要霍去病墓前动物石雕是中国现存古代成组大型石刻艺术的代表。通过对霍去病墓前的动物石雕的文化功能和其具备的艺术特点深入研究，证明了其所具有的高度的艺术价值。

　　在陕西省咸阳市西郊约12.5公里，渭河北岸，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陵墓――茂陵。霍去病墓是茂陵周围的陪葬墓之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汉武帝为了纪念这位青年将军的赫赫战功而修建的墓冢。其形式象征祁连山，并雕刻各种巨型石人、石兽作为墓地装饰。这些大型石刻有《马踏匈奴》、《卧马》、《跃马》、《石人》、《伏虎》、《卧象》、《卧牛》、《人抱熊》、《怪兽吞羊》、《野猪》、《鱼》等14件。这些石雕生动逼真、简练浑朴，体现了汉初沉雄、博大的艺术风格，是中国现存古代成组大型石刻艺术的代表。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具魄力的一个时期，自秦朝统一中国，一直在盛衰变化中持续了四百余年。由于汉代的迷信思想意识十分严重，人们认为一个人的雕像会同其本人有某种神秘的交感联系，如果表现不当，将会使本人遭受灾祸，因此，汉人很少为自己造像。皇帝的忌讳更多，一般都不采用为自己造像的方式来进行政治宣传。所以，流传至今的汉代大型人物雕塑很少。相对于人物雕像来说。以霍去病墓前动物石雕为代表的大型动物雕塑更能代表汉代雕塑的文化特点。

　　beat365

　　陵墓前的动物雕塑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权礼仪制度的需要，它从某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人们对生命和死亡的认识及其特殊的审美需要。不单纯是为了观赏需要而创作的。它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政治需要的产物。他总是力图体现那个时代的精神信仰、崇拜，或是为了纪念某一历史人物和事件，弘扬某种功绩和勋业。是表达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艺术创造，也是历史和时代精神历程的形象纪录。

　　这些陵墓前的动物雕塑在文化功能上是为帝王、贵族巡视护卫墓室，驱逐邪祟。因此它们即使一种保护性的神灵的象征，同时也是封建王侯贵族生前社会政治地位的一种标志和象征。

　　在这组雕塑中，有三件是马。汉代对于良马的选育极为重视，视马为“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后汉书・马援列传》]汉武帝时霍去病征伐匈奴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了改良马种，提高骑马征战的速度和敏捷的反应能力。所以，表现马是对汉代军事实力的歌颂。雕刻工匠以战马象征英雄是十分贴切的。

　　任何一个时代杰出文化的出现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由形成、发展的必然土壤与相类似的大众文化进行共同支撑。人们在说起汉代的雕塑的时候，首先会想到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它以总体的气势和单体的古拙，几乎达到无懈可击的完美境界，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典范之一。

　　如果用理性的、宏观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典艺术，你就会发现古代人很少谈一个事物美与不美，而更多的是说和谐与不和谐。他们说的和谐就是谈美。这是古典审美理想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在艺术的审美创作和欣赏中。中国人主要通过艺术来彰显主体的“心理和谐”，以实现社会理想人格的塑造和人与大自然的心灵沟通。换言之，中国人的审美和谐是偏于内向“心理”的。

　　汉朝的建立了秦朝严酷的统治，打破了思想上的禁锢，汉高祖实行开放政策，思想文化空前活跃，道家思想得到发展。道家是主张天人合一的，反映在雕塑作品上就是利用自然而不破坏自然，雕琢自然而不改变自然。面对这种特点来看霍去病墓前石雕的具体含义。就不难发现儒、道思想集中代表了汉文化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基本特质。在这独特的文化形态上。汉代最突出的特征是它表现的一种“大美”气象。这是一种时代精神，更是一种开疆辟壤、吸纳百川的气魄。

　　在为这样一位功绩卓越的历史人物制作的这种主题性雕塑中。汉代艺术家回避对真实人物的直接表现，而是采取通过表现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形象来达到对功臣名将的歌颂和纪念的目的。这批巨型的动物石雕。原来是散置在坟山上的，不论石虎、石牛、石羊。姿势或站立，或卧伏。个个神态不同，来创造出祁连山上牛马成群的北国风光，真是意味深长，富有情趣。构成了一个具有明确主题意义的文化空间。这种把石雕与陵墓主人的历史功绩有机结合的艺术构思。构成了中国大型雕塑和大自然景观融为一体的基本特点。

　　道家的审美理想是心与物的统一，使人的精神从一切实用、利害乃至逻辑因果的束缚中超脱出来，达到一种“虚”“静”“明”的自由审美境界。庄子主张把自我同化于自然整体，认为最高的艺术境界是同于自然的一片无我而充实的虚灵。霍去病墓前石雕造型虽多为卧姿，但石雕作品着力突出不同对象的形体、习性的个性特征，并在这种神态各异的表现中显现出内在的动感和力量。《卧虎》几乎是一颗天然巨石，仅仅在头部略加勾勒，刻画出它的眼睛和嘴巴，再在身上刻出几条斑纹阴线。这种别具匠心的艺术作风，实际上并不是把一块石头雕刻成具像的一头猛虎或一匹马，而是用特殊的审美眼光去选择石头，寻觅和利用现成石头的自然原始形态进行造型，雕塑家的智慧使得石雕创作有了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

　　霍去病墓前动物石雕在具体表现动物时，并不在动物的外形酷似上下功夫。而是在对动物的习性和动态有了深入透彻了解之后选择最能表现其活力的神态特征加以夸张和变形，直到能把雕塑固有的韵律和动物的形体统一在一起为止。这种表现手法能将动物的真正本质特征准确的表达出来。

　　雕刻这些杰作的艺人，构思上独具匠心，对选来的天然石料采取“因势象形”的方法进行雕琢。在关键部位略施斧凿，就起到画龙点睛。强化动物的神态的作用，绝不多施一斧一凿去一味雕琢，真可谓言简意赅、精练、生动、强烈。它们抓住各种动物的形态和性格特征，利用石料的形状加以刻画。使其具有造型浑朴、气势宏大、充满内力的特点，表现出汉代初期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石雕既保持石料的自然形状，又神似某一动物的习性特征。这种天人合一、因势象形、浑朴自然的雕塑，在当时是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能够与之相媲美的。至今仍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雕塑作者在石块自然形态的局限中，巧妙的发挥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岩石原来的块面起伏，自然而然的成为动物形象等筋骨皮毛所需要的体面转折和质感。这十几件作品并无统一的创作法则，每一件都有强烈的个性，最简洁的如《蟾》，那真是对于一块巨石的遐想，在这巨大磨盘样的顽石上，只是几 凿，就出现了眼与鼻、口的象征，这是意象的追逐，更是主动豪迈的风格!

　　创霍去病墓前石雕作品共16件，采用圆雕、浮雕、线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造型，这是我国西汉前期大型石雕所特有的艺术造型风格。

　　《马踏匈奴》是以圆雕为主的代表作品之一。它形式完整庄严。构思独特，既突出了击败匈奴的侵扰，保卫国家的胜利者的雄姿，同时也给予被击败者以深刻的讽刺。在造型处理上。作者巧妙的把圆雕、浮雕、线雕等传统手法结合为一体，把被践踏者萎缩仰卧在马腹下，正好填满四腿间的缝隙使四足得到合理的支撑。既自由又凝练，既保持了岩石的自然美。又富于雕刻艺术美。更加强调了雕塑的稳定性和力量感。

　　另一个以圆雕为主的作品是《卧马》。它表现的是一匹静卧憩息的马，在接到战斗命令后从地上一跃而起的瞬间。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精湛的技巧，紧紧抓住马的由静到动的过程，头部微仰。一只前腿向前伸出，蹄用力着地。另一只前腿微曲抬起，都反映出这匹马将起未起的动作过程。为了表现马静中欲动，有意马头微微左偏。并配合右前腿向后弯曲。很显然，作者非常熟悉马的造型，更善于利用巨形原石的自然形态，并能在关键处施以斧凿，结合圆雕、浮雕及线刻等手法，去粗取精，删繁求简。从马腿部以至整个躯体的体面关系都处理得十分恰当。大大增强了马的神韵，是观赏者感到体面分明、整体概括、和谐统一。

　　以浮雕为主加局部线刻的有《伏虎》、《卧象》、《野猪》等。作者在长各两米左右的花岗岩上只做了不多的加工，都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创作对象获得了奕奕的生命。《伏虎》腹部后面的凹凸变化得到阴刻斑纹的衬托，竞让人产生表皮松软因呼吸不断起伏的错觉。《卧象》雕刻的好像是一只未成年的小象表面比较光滑，线条流畅，给人活泼可爱的印象。《野猪》选用一块多棱角的岩石打制而成。眼睛、动作有一种狡黠的神态。这些作品不斤斤计较于细节，而大刀阔斧地直取对象神态最动人处。这正是东方艺术的精髓。

　　与以上作品表现手法不同，《石人》、《人抱熊》等是以浮雕和线刻混合手法在天然石块上就着石面的凸凹周转着刻出来的。线条流转，变化不定。形也扑朔迷离，充满梦幻般的神奇色彩。它表现的是人对大自然无比神秘的印象。

　　鲁迅先生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是再贴切不过了。这批朴素无华而又光焰四射的霍去病墓前的动物石雕，为我国雕刻艺术史谱写下一页光辉的篇章。